桑洪阳的积极财政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它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治国思想，而且过于强势，缺乏合法性，容易受到批评。但它从实践出发，面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困难，积极尝试解决问题，对后人有很大启示。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明陞体育乃至晚清中国的金融转型，都得到了桑弘羊的重要启示。
在盐铁会议上，站在桑弘羊对面的是一群儒学知识分子，所谓的德文学。他们认为，相比桑红阳不断追求开源，节流可能是一种更合理、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帝国的扩张应该有其自然边界，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即使在盐铁专营权领域，帝国的管理也往往不足，垄断结构总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因此，帝国对内对外都应采取被动的职能定位，将更多的事务归还给人民，降低对人民的财政征收水平。
贤惠文献倡导的消极财政政策和桑洪阳倡导的积极财政政策恰恰构成了两个极端，谁也无法有效说服谁。这场辩论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因为2000多年前的这场大辩论在历史上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每当帝国陷入财政困境，就会有桑弘羊这样的财政大臣站出来，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一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容易导致负面后果，就会吸引新一代的良性文学对其进行批评。因此，“盐铁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财政史的基本尺度。
在随后的历史中，中国的货币制度、土地制度、军事制度、人口管理制度都朝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发展。财政的根本目标是“收钱和花钱”，由于这些直接相关的基本制度在变化，财政制度也必须随之变化，才能更有效地收钱。在这个过程中，帝国积累了税收征管的经验，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制度。
对于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财政实践的老牌金融帝国来说，主动突破帝国壁垒，实现自我转型并非易事。但金融帝国的艰难转型终于在晚清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清末，近代风俗相继建立，促进了国家资本的发展，将户部改为度科，后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财政部。时至今日，中国的财政体制仍不完善，改革仍在继续，中华民族走出金融帝国的历史进程从未停止。刘首钢的《为什么是帝国:从财政角度看中国历史》，将我们带回到两千年来横贯的金融史，也让我们对制度变迁的艰难过程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等，都写在这个民族的金融史上。
